中國未來發展需要應對的三大挑戰

劉世錦 原創 | 2020-02-02 12:09 | 收藏 | 投票 編輯推薦
關鍵字:GDP 中國經濟 

  改革開放的前四十年,后三十年,是中華文明民族幾千年來走向現代化、最激蕩人心的一段歷史。

  前四十年的成功要素

  前四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,有什么樣的規律非常值得討論,譬如對外開放、市場化改革、低成本優勢、高儲蓄率、高投資等,都是人們討論熱點,我認為還有三個問題需要著重討論。

  超大規模統一市場的優勢

  中國有一個超大規模的統一市場,這里有兩個關鍵詞:“超大規模”和“統一市場”。

  從世界來看,進入高收入狀態的經濟體有兩類,一類是具有大的統一市場的經濟體,譬如美國。歐洲也實現了大的統一市場,但出現反復。另一類是高度開放的小經濟體,通過融入世界進入大市場。

  中國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統一市場,這個體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。

  統一大市場有什么好處?首先是大幅降低了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。生活在其中的居民,不用拿護照就可以跨地區找工作。企業無需顧及國家間的貿易協定,隨處可以投資。其次是經濟學強調的規模經濟和競爭的包容性,有一些企業規模很大,如果沒有足夠大規模的市場,可能做不起來。有些行業,小經濟體的容量有限,只能容納一個大型企業,但中國可以容納兩三個,保持競爭。中國市場足夠大的另一個佐證是,在國內市場競爭過關的企業,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很有競爭力。

  超大規模的統一市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點,就是能夠對沖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起伏。中國經濟這些年的發展也是起起伏伏,比如近幾年經濟轉型,東北有的省份一段時間大舉借債推動經濟高速增長,之后明顯減速。假如是一個獨立經濟體,其貨幣會嚴重貶值,還不了外債,出現危機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就是這種局面。好在我們是擁有14億人口的統一大市場,東北經濟下行,但東南經濟上行,東北人可以南下。從整個國家看,發展好的與差的可以形成對沖。因此,這幾年中國在轉型中經濟減速,但總體平穩。如果是小經濟體,波動就會大一些。

  宏觀穩定,微觀放活

  宏觀穩定,可以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和政治社會穩定。在基本政策穩定的前提之下,中國積極調動地方政府、企業、個人的積極性,微觀上放活。

  中國經濟的大發展,地方政府之間、企業之間的競爭發揮很大作用,競爭過程中出現很多計劃外預期外的結果。以民營經濟發展為例,改革開放之初,只是為計劃經濟、國有企業拾遺補缺,但憑借強大的活力和競爭力,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越來越大,目前已經形成了“五六七八九”的格局。再比如地方政府以土地推動城市發展,雖然有爭議,但作用不可否認。還有浙江的小商品市場和塊狀經濟,開始的時候就是農民自發擺攤,逐步形成市場,再往后前店后廠,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專業化生產,經濟學家以后打了個標簽叫產業集群。這些都是事先沒有計劃的,是放開搞活后自動演化的結果。

 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,最有效機制的是什么?主要是在宏觀基本穩定的情況下,微觀上開放搞活。

 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《解放思想,實事求是,團結一致向前看》,他特別強調要給基層放權,允許試錯。“試”的思想非常符合創新的邏輯,因為什么是經濟發展“對”的模式,開始的時候并不清楚,充其量是知道一個大的方向,知道我們要從河的這邊到那邊,但河中間有幾塊石頭,在什么位置,怎么踩著比較合適,并不清楚,所以要摸著石頭過河。舉例來說,過一條河,中間可能需要找到五塊石頭。開始的時候,面對的是一片茫茫水面,你并不知道石頭在哪,可以劃一百個方格,試一百次。如果只能由政府一家去試,一年試一個,得一百年,即便是一天試一個,也得一百天;然而,如果激發基層活力,一百個人同時去試,一天就可以過去了。

 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,即便改革開放四十年了,我們還要堅持“摸著石頭過河”,這是因為40年前遇到的問題和今天遇到的問題不一樣。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還得摸著石頭過河,這是我們新時期特別應該重視的改革基本方法論。

  對發展的共識

  改革開放前40年的那條河我們已經趟了過去,現在我們要摸著石頭過后面30年的河,即解決高質量發展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、進入高收入社會等新的難題。

  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,國內絕大多數人認同,大家都認為應該服從和服務于這個共同目標。在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,這個共識非常重要。很多國家內部有各種訴求,如宗教訴求、民族訴求,相應的有各種矛盾和沖突,在國家內部達成共同謀發展的共識很難得。

  中國這么多年的發展經歷告訴我們,發展的共識非常重要。大家對發展目標有相同想法,就會少很多摩擦和糾紛,社會總體交易成本就低。

  未來三十年的三大挑戰

  后三十年我們面臨新的問題,如低成本優勢減弱、人口老齡化以及對外開放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等。此外還有有三個問題需要重視并加以解決。 

 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

  我國收入差距較大的已經不是新的問題,前些年收入差距有所收縮,近期收縮的速度有所放緩。針對這種局面,最近我提出一個觀點,在我們明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,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另一個目標,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一倍,由目前的4億人擴大到8-9億人。

  提出這個目標基于兩方面的理由,一是要確保經濟增長的穩定性。需求是增長的關鍵。老齡化和收入差距過大等會造成需求收縮,甚至出現低收入階層的需求斷層,直接沖擊增長的穩定性。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團隊一直在做“中國經濟十年增長”的研究,我們有一套預測汽車市場的模型,連續多年預測都很準,誤差只有零點幾,但最近兩年這個模型不大靈了。中國目前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大概是180輛,美國是800輛,歐洲、日本是600輛左右。中國相比歐、美、日還有很大距離,按理說中國汽車業至少還可以保持中等或中低增速,但這兩年下滑嚴重,為什么?最近我們注意到一組數據,2019年1-6月份,占到汽車市場份額近30%的縣級及以下城鎮汽車市場,負增長20%;而占市場份額近40%的10萬元以下汽車銷量,負增長23%。與此同時,豪華品牌逆勢增長,有的增速達到 10%以上。由此我們產生一個推論,買10萬元以下車的人,主要是縣級及以下城鎮群體,他們到了該買車的時候,卻沒有錢,無法支撐應該出現的汽車消費需求。這個推論還需要證實,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增長的制約,應該引起足夠關注。

  第二個理由是社會穩定。過去我們強調收入差距太大,發展中國家會很難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,成為高收入國家。但是看美國、中國香港的情況,即便進入高收入社會,如果收入差距過大,同樣會出現很大的社會沖突。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來說,收入差距不可避免,但需要保持在一個能夠使經濟需求穩定,社會也比較穩定的范圍內,否則發展的可持續性就很難保障。

  培育創新的機制和文化土壤

  產業層面的創新,往往體現在高技術含量、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增長。從全球范圍來看,能夠發展這種“雙高”產業的國家只有少數。剛才國發院黃益平教授的數據顯示,100多個中等收入的國家,只有少數國家實現進階,成為發達經濟體。其實國家能否進階,和它們的產業結構高度相關。中國現在的勢頭不錯,已經出現一些高技術含量、高附加價值的產業,但素質和比例還有很大距離。

  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的產業需要好的創新機制。從全國范圍來看,真正能形成具有創新動能的產業,能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支撐作用的高端產業,可能只是少數地區,但具體是哪些地區,事先是說不清楚的,應該鼓勵地區之間的競爭,形成若干個創新型城市或者區域創新中心。這些地方的優勢就是能夠聚集創新資源,有更具競爭力的創新環境。

  中國創新一個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滯后,F在的創新基本靠吸收外來技術,源頭創新的東西不多。這些年進步很大,但諾獎級的原創性成果要想成批、穩定地出現,需要非常嚴格的條件,需要自由探索的文化土壤。

  前些年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行合作的《2030年的中國》研究報告中曾經提出,中國的R&D(research and development,科研與發展)占GDP的比重會上升,甚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,但更大的挑戰是創新的效率,錢花出去后,能有多少過硬的成果。創新特別要強調效率,尤其是在前沿科學和技術領域。如果不能在這些領域有大的突破,就很難真正成為一個創新型大國,創新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,出現后勁不足。

  產業升級與體制升級

  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,高技術含量、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要形成,創新要有成果,對我們的體制提出以往未曾有過的新要求。產業升級需要體制升級相配套。

  經過多年改革,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進步很大,但短板也還不少。因此我們需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,這是四中全會特別提出的。

  近幾年大家討論比較多的國內結構性改革,在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也有涉及,比如打破行政性壟斷、公平競爭、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、國資國企改革、產業政策轉型、改革補貼制度、轉變政府職能、維護勞動者權益、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。這方面的改革,并不是外部強加的,是我們自身發展所需要的,也是我們已經明確提出和推進的。十八屆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會,十九大、十九屆四中全會,都提出了這方面的改革目標任務,問題是如何真正落到實處。

  最近全國政協組織的調研發現,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國家信用支撐不對稱引起的金融服務不公平、資源配置不合理。近年來推動結構性去杠桿,杠桿率高的地方政府和國企受到的壓力反而沒有杠桿率低的民企大。一個國企出了問題,上面就會安排另一個國企去救,在一個地區,國企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互保體系。有的地方反映,一個地區的國企實際上是一家企業。有研究提出,國企和民企的隱形違約率差不多,但民企“爆雷”的大幅高于國企。過去認為社會上有偏見,但有國際上大評級公司,給國企的信用評級就是高于民企,盡管兩者經營狀態差不多,或者民企強于國企。因為他們認為國企的風險轉嫁能力強于民企。背后依然是國企預算軟約束這個老問題。這種狀況造成了國家信用的濫用、金融服務中形式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、資源的扭曲配置。

  至于產業政策,我一直懷疑這是不是一個真命題。中國改革開放40年,有哪一個行業或地區是通過產業政策取得的成功,是否有真正說服力的案例,好像尚未見到。下一步我們面臨的不確定性比過去更多更高,人工智能、區塊鏈等新技術層出不窮,未來十年、十五年究竟能發展什么產業,靠規劃能說清楚嗎?如果靠規劃能說清楚,當初我們搞計劃經濟可以了,不必用很么大氣力去搞市場經濟。

  如何應對更多的不確定性,還是要靠市場化的辦法和機制。市場經濟最擅長解決的就是不確定性,就是讓更多人主動試錯,通過試錯找到對的、符合實際的有效辦法。

 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,我們要加強長期研究,尤其是對理論框架的研究。西方經濟學的趨同理論、收斂理論等,更多的是描述現象,并不能解釋增長過程中的結構和機制,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。在這方面我們過去做得很不夠,這個短板也需要補上。

個人簡介
劉世錦,男,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,辦公廳主任、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、研究員,博士生導師。1955年1月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。1982年2月畢業于西北大學經濟系,獲經濟學學士學位。1982年3月至1986年10月,在西北大學經濟系(后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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